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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的新意義
《紅旗文稿》2020年第10期

2020年3月初,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提出,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4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要“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抓紧布局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着力壮大新增长点、形成发展新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又一次强调,要“推进5G、物联网、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建投资,加大交通、水利、能源等领域投资力度,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背景下,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新型基础设施这一投资方向,不仅对长期战略新兴产业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对短期内实现中国经济的稳增长、稳就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从全球经济发展来看,这一战略举措的顺利实施,也将为全球经济稳定提供压舱石和新的增长动能。

何爲“新基建”?2020年4月20日,國家發改委明確將“新基建”的範圍界定爲信息基礎設施、融合基礎設施、創新基礎設施三個方面。信息基礎設施包括以5G、物聯網、工業互聯網、衛星互聯網爲代表的通信網絡基礎設施,以人工智能、雲計算、區塊鏈等爲代表的新技術基礎設施和以數據中心、智能計算中心爲代表的算力基礎設施等。融合基礎設施主要是指深度應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支撐傳統基礎設施轉型升級,進而形成的融合基礎設施,如智能交通基礎設施、智慧能源基礎設施等。創新基礎設施主要是指支撐科學研究、技術開發、産品研制等具有公益屬性的基礎設施,如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科教基礎設施、産業技術創新基礎設施等。從新基建的內容指向上看,基本涵蓋了第六次技術革命浪潮中的新興産業,從“一智一網”到新能源和新交通。這些新基建領域的基本特征是:第一,産業鏈涉及範圍廣。如5G建設包括了芯片、器件、材料、精密加工等硬件以及操作系統、雲平台、數據庫等軟件;特高壓涉及直流特高壓和交流特高壓,交流特高壓又涉及高壓變壓器、互感器等數十個産業。第二,産業間的協同效應強。如5G、工業互聯網、人工智能、雲計算、邊緣計算以及數據中心之間也存在著強烈的相互需求,産業間的互爲需求將形成一種産業間的循環拉動效應,有助于提升産業競爭力。第三,滲透效應強,新基建在拉動新經濟形成規模的同時,對傳統産業尤其是傳統制造業也將産生滲透效應。

新基建對“引爆”以數字經濟、納米技術和新能源爲代表的新一代技術革命浪潮具有不可或缺的基礎性作用。從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每一輪技術革命浪潮都是多部門的協同性爆發增長,而不是個別産品和部門的單點突破。其中,生産廉價、及時且被普遍需要的關鍵要素産品的,被稱爲動力部門,如鐵、煤、石油、芯片等;大量使用關鍵要素作爲生産投入的被稱爲支柱部門,如蒸汽機、內燃機、汽車、計算機等;而圍繞著動力部門和支柱部門衍生出的相關部門則被稱爲引致部門,如各種修理服務、批發零售等。但這些部門之間能否形成互爲需求的産業協同,並不僅僅取決于關鍵投入部門的突破性進展,也取決于與這一輪技術革命浪潮相適應的基礎設施的完備性,如交通運輸和信息通訊基礎設施等。正是依賴于基礎設施部門的支持作用,每一次技術革命浪潮的技術、産品和服務才能從潛在的可能性變成現實的經濟活動,才能實現從局部到整體的擴散。

作爲重要的基礎産業和新興産業,“新基建”不仅对应着巨大的投资需求,也对应着巨大的消费需求,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例如, 5G基建不仅需要大量的无线主设备和传输设备,如光模块、基站射频,其终端产品也具有广泛的消费需求,预计 2020-2025年5G可直接拉动电信运营商网络投资1.1万亿元,拉动垂直行业网络和设备投资0.47万亿元。与此同时,5G建成后可实现多场景结合,如超高清流媒体(视频、游戏、VR/AR等)、车联网或自动驾驶、网联无人机等,其商用将带动1.8万亿元的移动数据流量消费、2万亿的信息服务消费和4.3万亿元的终端消费。

基礎設施具有很強的正外部性,一般投資規模巨大、投資周期長,且往往涉及多部門協調和互補性投資,因此在每一次技術革命浪潮中,這類公共物品通常由政府投資或主導供應。美國經濟史的研究表明,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蒸汽鐵路時代,通過《宅地法案》,美國政府在1850—1870年的20年時間裏,將美國大陸面積的7%免費劃撥給了鐵路部門,用于發展鐵路和開發西部,其結果是,1870-1900年,美國總鐵路英裏數增加了4倍。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電氣化時代,盡管美國城市供電的輸電線路由私人企業出資,但在意義更爲深遠的郊區化過程中,電網線路則是由聯邦政府通過農村電氣化管理局出資建設的。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摩托化時代,美國政府出資承建了造價約250億美元、總長達4.1萬公裏的洲際公路系統,使美國的生産力在20世紀50年代提高了31%,60年代提高了25%。中國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同樣也遵循了這一邏輯。正是國家主導的衛星系統、移動互聯網、4G網絡等電信基礎設施的建設,才使中國的移動支付、門戶網站和電子商務等數字經濟得以飛速發展,不僅極大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提高了生活的便利程度,也通過滲透效應促進了傳統部門的信息化。

新基建之新,不僅在于投資領域集中于新部門,而且相較于有形的設備投資,科學的制度體系建設同樣也是新基建的題中應有之義。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適應新經濟的制度體系的建設和完善更爲重要,無論是從其公共物品屬性還是從其全面促進經濟發展的效能上而言,都堪稱一種“制度基礎設施”。通過制度創新,不僅可以使新基礎的投資更有效率,也能解決新經濟發展中的各種制度性瓶頸,從而有效地提高基礎設施建設乃至整個新經濟部門的效率。20世紀20年代,美國政府強制推行工業産品度量體系,規定了各種産品零配件的標准化尺寸,這一制度措施爲日後的福特制大規模生産奠定了基礎,美國在二戰期間的大規模武器制造和戰後黃金三十年的繁榮,都與這一制度體系有著直接的關系。

新基建的意義不僅在于通過提供基礎設施推動相應的新經濟部門快速發展,更重要的是使經濟社會不同領域,使更多的國民獲得普遍化的新經濟紅利。在此輪技術革命浪潮中,數據無疑是最爲關鍵的生産要素,但數據要素具有特殊屬性,不能簡單套用之前任何一種生産要素的激勵和約束規則。數據要素存在互補性和專用性,也存在規模經濟和外部經濟,有效的數據往往依賴于多主體的系統生成,其生産效率既依賴于基礎設施的匹配程度和建設水平,也依賴于企業的創新投入,其生産和使用效率往往涉及多個産權主體和多種異質性數據,既要避免數據壟斷,打破數據壁壘,又要激勵創新性的數據生産和數據使用。如何通過適宜的制度建設和制度創新,如數據要素相關的産權制度、數據的標准體系、數據的安全監管體系等,擴大數據要素的正外部性,提高數據生産和數據綜合利用的效率,是放大數字生産要素效能的根本保證。

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生物科技爲代表的第六次技術革命浪潮所對應的新型基礎設施基建不僅在具體項目和對應領域上不同于傳統基礎設施,而且其系統複雜程度也完全不同于曆史上的公路、電網、航線,其具備最終基礎設施功能的産品往往混合了公共物品、私人物品和准公共物品的多種屬性。嚴格區分新基建項目中投資領域的經濟屬性,實施精准高效率建設,是提高投資效率避免重複建設和擠出效應的關鍵。以新基建的5G基建爲例,基站、規劃屬于公共物品,應由政府投資,但終端運營、5G手機就不屬于公共物品,應由企業投資。工業互聯網涉及工業控制、工業軟件、工業網絡和工業信息安全,涉及門類廣、産品多,針對不同行業在智能制造上軟硬件難以實現有效的互聯互通互換的難題,政府更應著力于制度這種“軟”基礎設施的建設,如工業APP的標准制定、工業互聯網的平台建設等,通過制度創新解決標准體系、知識産權、開源開放等發展瓶頸。

新基建之新,還在于爲提高中國經濟的強度和韌性提供了新機遇。經過70多年的發展,中國已經成爲世界上最大的制造業國家和工業門類最爲齊全的國家。但在規模不斷擴大的過程中,也暴露出産業基礎薄弱、産業協同性不強、産業鏈附加值低的弊端,核心技術和知識産權受制于人,既在經濟安全上削弱了中國經濟的安全“強度”,也影響了産業鏈、供應鏈的“韌性”。這一困局也出現在新基建領域中,以工業互聯網爲例,當前高端PLC、工業網絡協議市場、高端工業軟件市場等仍被國外廠商壟斷,邊緣智能和工業應用開發等關鍵技術瓶頸突出。而新基建蘊含的巨大投資規模和産業協同效應,爲鍛造中國經濟的強度和韌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也爲實現關鍵技術和關鍵産品的自主創新這一目標提供了有利條件。如何協同國內企業創新資源,引導創新集聚和需求拉動,同樣也需要新基建出“新”招。

(作者楊虎濤,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