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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建輝:激發深圳未來創新潛能的幾點建議

  根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深圳是粵港澳大灣區四個中心城市之一,也是“廣深港澳科技創新走廊”的核心城市。對標舊金山灣區的“矽谷”,深圳在研發強度、創新環境、體制機制等方面最有可能、也最有實力成爲創新引擎,進而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成爲“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中,打造“高質量發展高地”成爲深圳五大戰略定位之一,並提出了“三步走”的創新發展目標:到2025年,建成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到2035年,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創新創業創意之都;到本世紀中葉,成爲競爭力、創新力、影響力卓著的全球標杆城市。

  深圳作爲創新引領下的經濟特區,適應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技術趨勢(以德國工業4.0和美國工業互聯網爲標志),以消費者個性化、多元化需求爲導向,以“智能化”爲轉型升級的抓手,推動企業往兩個方向實現高質量發展:其一,推動以往“規模化生産”向“大規模定制化生産”轉型;其二,推動以往廉價的“售後服務”向高附加值的“後市場服務”轉型。深圳的很多企業將通過“強化基礎研究、引領前沿技術、推動數字轉型”三種方式融入並引領全球創新前沿,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把“完善科技創新環境制度”作爲重要內容,對優化創新資源配置方式和管理機制、建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引才用才制度作出了具體部署。因此,在“雙區驅動”背景下,深圳要想在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中發揮關鍵作用,必須在“有爲政府”的引領下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科學推動頂層設計。自2006年深圳市委、市政府1號文件把“實施自主創新戰略建設國家創新型城市”作爲深圳未來發展的主導戰略以來,深圳逐步意識到頂層設計對于創新轉型的重要性,在政府工作報告、政策、規劃等重要文件中,“創新”均成爲關鍵詞和重要內容。例如:針對深圳基礎研究的短板,《深圳市關于進一步加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的實施方案》(深府〔2018〕84號)就提出要“加強前沿基礎研究,強化共性關鍵技術攻關,增強産業發展技術創新供給”。此外,《深圳市戰略性新興産業發展“十三五”規劃》提出打造國際化創新型高水平大學、建設全球一流的科研機構。隨著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學研究院紛紛落戶深圳,這一短板也許會得到緩解,但由于體制機制、管理模式等問題,也會慢慢出現一些新問題。特別是發生新冠肺炎疫情以來,特區創新驅動發展的頂層設計應該充分考慮疫情對全球制造業産業鏈和供應鏈未來趨勢的影響,考慮發展水平分工與垂直整合相結合的産業鏈集群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第二,構建協同創新網絡。創新的本質是知識流動和知識交互的結果。爲了積累和綜合新知識,需要一個“創造的空間”,或稱之爲“場”,在這個場中,人們的意識、全心全意地致力于一個共同目標,通過人際互動和環境互動産生新的知識。知識的創造類似于凱文·凱利提出的“傳真機效應”。第一台傳真機的研發費用高達數百萬美元,其零售價高達2000美元。但是這台傳真機其實毫無價值,因爲世界上沒有其他傳真機與它聯系。第二台傳真機使第一台傳真機有了價值,第三台傳真機讓前兩台更有價值,以此類推,直至形成通信網絡,傳真機的價值才得以普及。同理,單一個體、單一組織的知識不足以産生創新,只有形成協同創新網絡之後,才能真正地實現持續創新。深圳要在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中發揮核心引擎作用,一方面需要創造性地構建協同創新合作機制;另一方面應該以企業爲主導,多主體參與的前提下,優化和升級現有創新網絡。

  第三,對標優化創新環境。衆所周知,矽谷開創了一個以不斷創新的技術、熱烈的創業精神、激烈的經濟競爭等爲根基的體系。這個體系包含了無數的商業交易、衍生公司、創新公司以及他們的成敗起落。矽谷的成功不在于其創新産出,而在于推動産出的“配方”,即各種創新要素是如何組合到一起的。這歸功于矽谷已經形成了一種“雨林文化”,在其中能夠確保天賦的多樣性、跨越社會壁壘的信任、高于短期理性的動力、促進快速多樣合作的社會准則和個人體驗。這就相當于形成了一種機制,能夠最大化天賦、想法和資本在創新網絡中實現自由流通。《矽谷百年史(1900—2013)》把矽谷的成功歸結爲發揮“引擎”作用的大公司(如蘋果、惠普、英特爾、谷歌等),爲矽谷輸送智力資本的四所世界一流大學(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聖何塞州立大學),風險資本、天使投資和法律服務,明媚的陽光和溫暖的氣候,大批創業移民湧入,創業和容忍失敗的文化等重要因素。因此,以深圳爲代表的經濟特區,要想在科技創新突破資源約束並形成新的禀賦優勢,必須在培育創新環境方面下功夫。

  (作者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企業研究所研究員)